【當事人】

協拍多為“半路出家”

時間撥回至十年前。那時的北京匯聚了中國最頂尖的影視資源，風平浪靜之下，暗涌著一夜成名的機遇。

(資料圖片)

愛好攝影的天賜，二十多歲時也成為了一名“北漂”，從事街拍、視頻拍攝等工作。鏡頭交集中，他意外結識了許多“影視圈內”專門負責幫北京的劇組找群演的朋友，“他們告訴我可以體驗一下當群演，掙點錢。”

在天賜的想象中，電影中那些路人甲應該很快樂，隨便演一演就能上大銀幕，還能見到明星。但真正到了片場，一個幾秒鐘的鏡頭，天賜卻反復拍了一兩天；累得昏天黑地，只能賺幾十塊錢，一個月下來連房租都交不起。“特別辛苦，特別累。反正我不行。”在北京跑了幾年的“龍套”，天賜還是沒能混上幾百元片酬的特約演員，但一來二去積累了豐富的跑組經驗。

2016年，天賜回到吉林老家，經營一間小酒吧，生意還不錯。伴隨網生內容興起，吉林省黑土地上復古的市井煙火，以及撲面而來的陰沉蕭索之感，引來了不少小成本網絡電影、網劇的青睞。但與橫店、寧波等已經成熟的影視基地不同，吉林、安徽、四川等地區的“專業協拍”存在巨大的缺口。劇組來了卻沒團隊能接待，也不知道去哪兒找群演。

“我當初在北京接觸了（群演），還經營酒吧、拍短視頻，才慢慢積攢了些資源。”于是天賜抓住了這個機遇，兼職成為了一名吉林當地協拍。有劇組來，天賜就負責協助找景、聯絡當地人當群演；沒劇組時，他依然經營酒吧，過著自給自足的平凡日子，一干就是七年之久。

在全國影視產業未成規模的地區，有大量天賜這樣半路出家的“江湖協拍”——他們大多有本職工作，并非專業影視工作者，但憑借在當地人脈廣、資源多，就足以成為劇組最堅實的依靠。

楊大偉沒有當過群演，但曾就職于電視臺。幾乎黃山的每個山頭都留下過他的足跡。從電視臺出來后，他趕上了戶外廣告高峰期，賺了一些錢，而后又投入自媒體藍海，成立了一家傳媒公司。每年，楊大偉都能結識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影視工作者，“人家可能感受到我的熱情，覺得在黃山拍攝也相對靠譜，慢慢就接觸上（協拍工作）了。”

2014年，楊大偉的朋友從重慶來黃山拍攝一部小成本恐怖片，尋求他的協助。這部片子投資只有五六百萬，場景相對較少，只需要一些古宅、山林小道。只要對方描述出想要的景觀，楊大偉馬上就能找到當地契合的實景。而專業歌舞劇團、文化機構等人脈，也讓對方無論想要專業演員，還是業余的“路人甲”，只要楊大偉在微信群、朋友圈發條公告，很快就能湊齊。

全方位調動多年積累的資源，并幫助一部電影完成拍攝，這讓楊大偉收獲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第一次服務還算順利，他那個戲也賺錢了，賣給了視頻平臺，后來還發行院線了。”楊大偉言語中難掩驕傲。

趣事

看“戲精”群演加戲很好笑

黃山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當地百姓見慣了國內外前來旅游的客人，卻將劇組視為稀罕之物。每年，楊大偉最多接待兩三個劇組，有大有小，但群演總是蜂擁而至。“老百姓興趣很大，就是想體驗生活。他們在當地生活都挺好的，不是為了錢。”楊大偉有一個開茶樓的朋友，《幸福到萬家》播出后，朋友激動地發來消息，“第一集敲大鼓的那個是我阿姨！”據說，他的阿姨是當地醫院的醫生。

協拍的快樂遠不止于“協”。在“拍”的過程中，迎來送往形形色色的人士，感受人性的復雜與真實，這些獨屬于“協拍”的體驗，讓他們每天充滿著新鮮感。

吉林和黃山一樣，群演由當地各行各業的老百姓組成，有開豪車的老板，有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有賣東西的、打零工的、做網紅的……群演的個人職業與生活，天賜很少會關注，也因此見識了許多奇特的人。

有的人才華十足，私下特別能白話，但現場真給他幾句臺詞，他卻緊張到一句話都說不順。還有特別熱愛表演的人，一開機就瘋狂給自己“加戲”。天賜回憶，《人世間》拍攝時有一場戲是拖拉機廠領導走過廠子，飾演工人的群演要點頭打招呼。結果開機后，一個群演直接來了個浮夸的90度大鞠躬，大喊“領導好！”“我們在邊上都看樂了（笑）。”還沒來得及看完熱鬧，天賜就聽對講機那頭傳來焦躁的催促聲：“重來！”

這種樂事在片場時常發生。《人世間》中還有一場大伙兒告狀的戲，上次“90度鞠躬”的群演也在其中，“我們都了解他，想到一會兒肯定有‘節目’，就偷摸拿出手機拍。”不出所料，他又是蹬腿又是拍車窗。不成想，導演根本就沒有關注到他，主要機位都在拍主演們。

“雖然我們看熱鬧感覺挺有意思，但其實導演特別不喜歡這種群演。有時候給他一兩遍機會，但后來感覺他實在太愛表現，不按要求做，后來也就給他換掉了，不過他還是有工資和盒飯的。”天賜說。

如今，吉林每年都能接待近十個劇組。有些劇組同時開機，天賜就要兼顧兩邊的場景與群演協調，還要關注群演是否走錯片場。“之前在網上看過明星走錯片場的段子，沒想到群演也會。”天賜回憶，有一次兩個劇組幾乎同一時間搶妝，其中劇組A的群演走到了劇組B的化妝間，化了一個極耗時間的戰傷妝。結果臨開拍才發現兩組群演人數不對，“我急得不行，問他咋上這兒了！然后趕緊把他拽到那個劇組重新弄。反正這些事是挺有意思的。”天賜笑稱。

糾結

陪吃陪逛、自掏腰包，也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姜桂林的工作原則是，只要想來當地看景的劇組，她一定盡心盡力地配合。從找場景、安排行程、聯絡交通，甚至餐飲和酒店，保證絕對的專業服務。

但在協拍江湖，仍有很多事情尚未寫成明文規定。例如，劇組往往是確定開機后，才與協拍團隊簽訂正式合同。白紙黑字落成前，即便看了一兩個月景，劇組也可能隨時選擇其他地方。而協拍付出的時間、金錢，也成了“打水漂”。

姜桂林曾陪某個劇組在襄陽逛了半個月，從場景到資料，一切都確認完了，但開機前姜桂林卻被告知因為一些原因最終劇組選擇了其他地區。而看景產生的成本費用，對方沒提，姜桂林也沒好意思要。“白花了一兩萬吧。”姜桂林說，“而且這只是看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景，時間比較短。如果遇上看景時間長的，花費更大。”

楊大偉曾從事媒體工作，習慣了將一切準備工作做在前面。成為協拍后，在如打仗一般緊張的拍攝流程中，他更是不敢滯后。雖然他時常也會徘徊于“做了會不會太早？萬一他們不拍了怎么辦？”“但如果拍，不提前準備，臨時來又搞不定”等持續的糾結之中。包括前期陪劇組看景，無論看多久，楊大偉也幾乎不主動談錢，“傷感情，也太勢利了。”但這也讓他時常陷入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窘境，“要是跑幾天，那一點成本我就認了。如果是幾個月，成本就太高了。但如果他真的沒有選擇在黃山拍，可能我也就找不到他們了。這就是協拍的風險。”

風險

拍攝充滿不確定因素，需隨時調整

劇組是一個瞬息萬變的地方。演員檔期、劇本調整、當地政策限制、天氣變化等，任何環節都讓每一天的拍攝充滿了不確定因素。

例如，有些演員的簽約檔期只有十幾、二十天。在此期間，劇組必須提前搶完所有的戲，這便導致了很“恐怖”的轉場過程。協拍不僅一天內要溝通多個場景，還要帶著整個劇組來回穿梭。而有時劇本的不斷調整，也令很多原本早就殺青的戲，又需要重新補拍，都已經開始拆置景的場景，又需要重新協調。

“像派出所、法院這些單位，不是隨時想拍就能拍的。但你又得滿足檔期，難點就回到了制片部門，尤其是我們協拍。”一般這時候，楊大偉只能硬著頭皮去和相關單位溝通。但大部分時候，劇組甚至連充分溝通時間也沒有預留，深夜開會決定后，第二天就要到相關單位取景。“我也不能半夜打電話跟人家溝通。只能第二天一早提前跑到人家單位講，盡量獲得同意吧。壓力大得不得了。”

如果說資源和溝通能力，是成為協拍的天然條件，那“以不變應萬變”，甚至有些“厚臉皮”的情商，也是協拍在磨礪中必須掌握的“專業技能”。姜桂林服務的劇組取景地周邊住著許多老年人。一天拍攝下來，幾百位工作人員開著音響和擴聲器，喧鬧不停。后來，很多老年人以影響休息為由，堵住劇組拒絕拍攝。姜桂林只能買些小禮物，主動上門一家家溝通，“我們就這幾天，看能不能多體諒一下……”

焦慮

因群演“半途放棄”無助到痛哭

姜桂林始終記得，自己轉行成為協拍時接待的第一個劇組。劇組提出需要500名群演，姜桂林二話沒說，只讓劇組給她預留半個月時間，一定在開機前把人湊齊。但沒多久，開機計劃突然提前，姜桂林接到通知第二天就需要500位群演，想任何辦法都要攢夠。

那幾乎是姜桂林最痛苦的回憶。她發動了幾十年間積累的人脈，無論是就職過的裝飾公司，有過接觸的學校，還是快遞員、做小生意的，她挨個打電話托關系、找朋友來臨時救急。

開機當天，500多人按時就位，但群演來自各行各業，絕大多數來劇組就是為了體驗一下，沒想到一拍就是一整天。當時正值炎夏，襄陽的平均氣溫達到30℃以上。群演們要一直穿著厚重的盔甲站在悶熱的戶外。天公也不作美，下午四點多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被淋成落湯雞的群演們開始東逃西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把盔甲一脫，跑得沒了影，只見滿地都是七零八落的盔甲和道具，鞋甩得遍地都是。

無論如何，道具一件也不能少。姜桂林的群演領隊顧不上打傘，徑直沖進雨里一件件撿盔甲。姜桂林看著眼前的一切，除了哭，沒有任何辦法。“現在我們已經做成氣候了，群演們都非常懂得劇組規矩。但那時候我還沒能力阻止別人走，他們也不會聽我們的。”回憶起來，姜桂林仍感到無力。

在襄陽、黃山、吉林，極少有專業的跟組群演，大多是當地“湊熱鬧”的老百姓，有本職工作，只有空余時間才來參與。這也意味著，這里的群演是機動的，自由的，不嚴格受限于劇組安排的。

拍戲時，天賜最怕晚上九十點接到消息，這通常都是已敲定的群演產生了變動。“啊，不好意思，明天我去不了了”、“我有點事，下次再去吧”……“定好群演50名，第二天少一個都不行。”這是天賜對自己的要求。天賜的微信中有上千名好友，他只能給其中常合作的群演或熟悉的朋友打電話“補漏”。有的人已經睡覺了，有的人沒接電話……即便只是2、3個人也很難找。直到凌晨1點，天賜還躺在床上群發微信找人，一不留神睡著了，手機啪一下重重砸在了臉上，像是在提醒他工作還沒完成。天賜洗了把臉，手機同時收到了同事的消息。對方也沒有睡，還在擔心補群演的事。

“實在不行，明天再現‘抓’吧。”睡了不到四個小時，五點天賜就爬起來，硬著頭皮繼續打電話。順利的時候，早上打10個電話就可以補上2個空缺；時間實在緊急，天賜和團隊只能親自上去“充數”。只有集合時間，副導演點名50位群演一個不少，天賜的心才算踏實了一半。

【堅持】

作品熱播是最大的成就感

群演的酬勞，曾被無數媒體公開報道。姜桂林說，全國群演幾乎是同一薪酬標準，且這些年沒有漲過工資。而同樣作為基層影視工作者的協拍，與群演相比似乎算得上高收入工作。協拍的工資由基本工資、群演抽成、車補飯補等各種補貼組成。劇組拍攝時間，場景數量，所需群演數量，決定了那幾個月協拍的收入多少。“之前一部電影在襄陽拍了百余天，每天都需要幾百名群演。我們領隊一個月可以賺近萬元。”姜桂林透露。

但高收入背后，影視產業的降本增效、開機數量減少、拍攝計劃存在變數，也造就了協拍工作往往“朝不保夕”——一旦幾個月沒有劇組，他們便一分錢也賺不到，必須通過其他工作才能糊口。

沒有劇組時，楊大偉繼續從事黃山當地戶外廣告、抖音直播的活動與內容營銷。天賜在吉林專心經營酒吧，業余拍一些短視頻、街拍賺外快。“所以在影視產業不太成熟的城市，我不建議大家去搞協拍。耽誤時間，累，還賺不到錢。自己公司辦個活動多輕松。”楊大偉時常如此想。

那為什么還要堅持做這件事？不同人的答案不盡相同。

天賜依然夢想著從事視頻創作。扎根劇組這些年，他學會了如何安排機位、設計視覺。如今，他已經能獨立操刀一些公益廣告或小短劇。

楊大偉希望為黃山的影視產業建設增添一份力。他想不通，黃山擁有極好的旅游資源和拍攝場景，但影視產業配套為何起不來？“影視產業發展不是一天起來的，要長期做規劃。”

但回歸到協拍，這件事本身所帶來的成就感與滿足感，才是令他們最難以割舍的。

今年是姜桂林從事協拍的第五個年頭，但她已經確認這是一輩子最喜歡的工作。“當劇組給了我們一些通告，要什么樣的人、多少人、幾點鐘集合，我們很快就能夠幫他們順利完成。而且我做的這些事，可以成就一些好作品，也能為我的這些群演拿到薪酬，這都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和價值感。”姜桂林說，協拍需要每天與人打交道，不好做也不穩定，但自2018年以來，團隊中的絕大部分領隊都毫無怨言地堅持在一線，“他們一定也很喜歡這個職業。”

去年，吉林來了很多劇組。天賜一邊忙協拍，一邊還要照看酒吧。焦頭爛額之下，酒吧變得門庭冷落，不斷地往里賠錢。有朋友建議他，別弄劇組了，專心做生意、拍視頻，干嗎讓自己那么勞累。“但這么多年，積攢了這么多優秀、專業的資源，太不容易放棄了。”天賜坦言。協拍雖然疲憊，但他打心眼里感到快樂，尤其看到那些熱愛表演的普通老百姓，在他的協調下真的站在了鏡頭前。“很多群演都和我成了朋友，他們總私信我、給我打電話，問什么時候有戲，特別積極地想去參加。”

今年，《人世間》也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爆款劇，不少觀眾探討場景和群演，也帶熱了吉林。很多曾參與拍攝的人都給天賜留言說，當時拍的時候挺“遭罪”，但細看真精彩，熱播榜都排第一了！真沒白去。還有人說，下次不給錢也繼續參與。“這都讓我感覺自己的工作特別有意義。”

楊大偉也笑稱，《幸福到萬家》如今播的這么好，他感到了極大的滿足，幾個月長途跋涉協助拍攝的疲憊、煎熬都一掃而光，心里非常滿足。

協拍心聲

能做協拍，最基本的就是人脈多、資源廣。劇組要多少場景、群演，幾百個還是上千個，你都得能找著，有時候還得和當地部門、學校啥的溝通。你不可能去大街上現找。——天賜

劇組突然要500個群演，我當時是很害怕的，即便已經找了一些關系，但500多人不是個小數。——姜桂林

好的作品還是比較重要的。你問我賺多少錢，那也沒賺多少錢，但如果積極努力，服務好劇組，有好的作品呈現給觀眾，自己也會感到愉悅。說白了，老了，我也可以對人家吹牛，我跟《幸福到萬家》合作過，你合作過嗎（笑）？——楊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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