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線》：現實溫度的成功與倫理化策略的失靈3天天新動態(tài)
趙瑞君
縱覽近年來國產法治題材電視劇的創(chuàng)作，《底線》無疑是表現亮眼的一部。該劇由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指導，用40集的長度匯集了近年來極具代表性的真實案件和社會現象。9月在湖南衛(wèi)視、芒果TV等平臺播出以來，《底線》被不少觀眾稱為“法治題材劇集新標桿”，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出圈：微博、抖音等平臺上，有人嚴肅討論與劇集相關的社會議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底線》收獲好評或許是一種必然。在大量職場劇刻板塑造精英、劇情懸浮的當下，《底線》與現實之間的聯(lián)結顯得頗具溫度，接地氣的職場書寫讓劇中“專業(yè)性”的部分亦能得以落地。但同時，部分觀眾的質疑又讓人不得不略顯“苛刻”地看待這部作品：在觀眾審美習慣逐漸改變的今天，在與“法理”同臺競技的劇集中，道德感召和倫理敘事如何適度展現？
去精英化：職場劇的日常美學
在近年來的國產劇發(fā)展中，不少電視劇類型成功實現突圍，懸疑劇、古裝劇頻現爆款。與之相比，職場劇則低調許多，盡管有不少以職場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但大多因行業(yè)性不強、劇情不真實而遭到詬病。而在犯罪、刑偵等題材的電視劇中，主角較多為警察，劇情追求驚險刺激，人物自帶光環(huán)。
在此背景下，《底線》的取材就十分注重“取巧”。該劇表現的是此前在國產劇中出鏡較少的法院工作人員，但對觀眾而言，這一群體非但不陌生，而且回應著不少中國觀眾的審美期待。長久以來，民眾對于公正的向往和對清官的企盼，使各類“包公戲”輪番上演、經久不衰，而法官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無疑是維護現代社會正義的包青天。但具有進步意義的是，《底線》并沒有塑造披荊斬棘、全知全能的法官形象，而是回歸生活，平實講述基層法院工作人員為民眾調解矛盾糾紛的日常。
這種“日常感”在男主人公方遠身上得以集中體現。劇中，鏡頭多次表現方遠坐地鐵上下班、地攤上吃早飯，這樣的畫面重復出現，加強了劇集的煙火氣和真實感。在調解糾紛時，方遠并不會運用身份優(yōu)勢充當說教者和審判者，而是在聊家長里短之間，幫當事人解開心結。同時，該劇并不將職業(yè)神秘化或刻意拔高，在整部劇中，方遠積極爭取升職是一大敘事動力，而在此過程中引出的主人公兢兢業(yè)業(yè)工作卻遭當事人惡意投訴，體現了法律工作者樂觀背后的無奈。
當然，《底線》中的職場并不完全聚焦于一兩位主人公，而是借案件的改換，呈現真實可信的人物群像。雖同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法院工作人員，角色之間卻有鮮明的個體差異：葉芯被調侃為“教條姐”，但她看似激進的思想常在關鍵時刻點醒當事人；王秀芳是法院里的老前輩，但常因為觀念差異與葉芯發(fā)生爭執(zhí)；年輕法官鐘媛媛看似溫婉，但時不時開懟領導信奉的“加班文化”……以群像為核心，劇集展現了法院人的努力、互助，也真實呈現了新老從業(yè)者的觀念差異與彌合。
現實主義：時代的新聲與詰問
除了人物回歸“日常”，劇情設定也著眼時代與現實，司法建設新成就和廣泛存在的社會問題比較有效地與敘事縫合。這是《底線》可看性較高的原因。
隨著科技的發(fā)展，法院工作和民眾維權的方式亦發(fā)生了改變，但普通群眾對其具體情況往往所知甚少。在《底線》中，開篇便展現法官們對“電子卷宗”的討論，隨著劇情發(fā)展，開庭直播、跨域立案、云調解等新興事物逐一被介紹。聚焦法院內部之余，鏡頭往往會穿插法庭外觀看庭審直播的觀眾畫面，他們可能是事件當事人的同行，也可能是出于質樸的關注和同情，在畫面穿插之間，原本“置身事外”的觀眾被納入場內。這些細節(jié)看似篇幅較少、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劇中圍觀群眾的視角和觀眾的觀劇視角往往會產生重合——在一種共鳴中，觀眾不僅了解了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更是對法治建設的未來充滿信心。
當然，《底線》并不是一部死板的說教電視劇，能受到不少觀眾的喜愛，是因為該劇秉持著現實主義的書寫原則，將近年來大眾關注的熱點現象、社會問題有效網羅。例如，在“主播猝死案”中，法官們既討論了“資本追逐利益”的弊病，也無奈地感嘆“父母隨機分配”；在“唐嘯云弒母案”和校園霸凌事件的講述中，喪偶式育兒、家庭教育方式失當等問題得以多重呈現。值得注意的是，劇中對女性處境兩難的呈現十分真實，女性的繼承權問題、就業(yè)難問題、遭遇污名化的處境在劇中皆有展現。可貴的是，事件當事人并未被塑造成爽劇式的“大女主”，女銷售李芳凝工作能力強、衣著考究，但面臨的卻是異性同事得寸進尺的騷擾；公司老板娘吳華年輕時與丈夫共同創(chuàng)業(yè)，中年想再回職場時卻不被丈夫理解。此類事件的呈現往往是一波三折，這也讓觀眾再次正視：維護女性權益，改變性別偏見，是否依然道阻且長？
倫理色彩：觀眾如何看待法理與情理
除了著眼現實、引起共鳴的方面，《底線》播出后引起的爭議也不容忽視。該劇的另一名稱叫做“庭前無訟”，正如這一名稱所暗含的，劇中法官們的工作策略并非“以法理震懾”，而是更加提倡“在道德上說服”，讓當事人心甘情愿“遵守公序良俗”。在劇情上加強道德感召的確有一定可取之處，融合了中國觀眾最為熟稔的倫理敘述，切實帶來了不少淚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道德感召是否有效地被大多數觀眾接受？
正如學者斯圖亞特·霍爾的論斷，大眾除了認同、協(xié)商式地對文本進行接收，亦有可能出現對抗式解碼，即“完全理解事件中給出的字面意思和內涵意義的變形，但決定用一種與之相反的方式進行解碼”。回歸《底線》，該劇目前所遭到的質疑或許也有此種意味，過度的道德感召削弱了法理探討的深度，也讓觀眾產生了某種審美疲勞。例如在真實事件的改編中，江歌案中的母親被改為丈夫，人物關系的變化直接鉗制了敘事的走向；而在改編“貨拉拉跳車事件”時，司機被強行加上孝子身份，改編者或許是想突出勞動者的不易和司機粗獷外表下的細膩，但這種做法卻未被各方買賬。
本文并不否認《底線》的質量，劇集對社會現實和熱點事件的聚焦無疑是極具勇氣的。但在改編過程中，也應看到和尊重當下觀眾的審美蛻變。熱點事件中的現實意義和法理啟發(fā)是珍貴的原材料，或許不用泛濫的倫理敘事取而代之，也能在觀感上達到更好的效果，并進一步引導觀眾提高公民意識。
標簽： 敘事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