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津湖》到《水門橋》：戰爭片的高門檻終于躍過
◎汪榮 孫佳山
近年來，主旋律電影的市場表現有目共睹，為傳播主流文化和主流價值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應。而在主旋律電影中，軍事題材尤其是戰爭片又格外亮眼，產生了《戰狼2》《紅海行動》《金剛川》《長津湖》等一系列優秀影片。《長津湖之水門橋》（以下簡稱《水門橋》）正是對這一電影題材、類型的延續和“接力”，并為相關主旋律電影的創作貢獻了新的元素和維度。
毫無疑問，戰爭片的創作有著很高的行業門檻。一方面，這一題材、類型的影片往往需要兼顧多個敘事角度，如敵我雙方、大小人物等，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在敘事上都較為繁復。另一方面，相關戰爭場面的拍攝在技術上顯然有著相當的難度。因此，無論是敘事還是影像，主旋律戰爭片的創作，即便是對于電影產業發達國家而言，都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水門橋》無疑交出了一份令人比較滿意的答卷。2021年，《長津湖》已經登上了中國影史票房第一，成為該年度的“現象級”大片。作為續集，《水門橋》不僅延續了《長津湖》的內在品質，并且踵事增華，還完成了敘事和影像上的進一步突破，鮮明地體現了當代主旋律戰爭片的探索和“接力”。
這種探索和新變首先體現在敘事上。《水門橋》以第七穿插連炸毀水門橋的任務為敘事中心，在起承轉合中真切體現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在《長津湖》中，由于涉及敘事的鋪陳和多個導演的承接，采用了多重敘事線索并進的敘事結構。到了《水門橋》，核心事件、場景的聚焦使得敘事更為緊湊，有著密不透風的戲劇效果，這也使敘事結構十分“硬核”。
值得注意的是，《水門橋》雖然以吳京扮演的伍千里和易烊千璽扮演的伍萬里兩兄弟作為主要線索人物，但是在全片的人物塑造上卻是“群像式”的謳歌。在戰斗不同階段的敘事展開過程中，分別以“單元”式的結構塑造了七連戰士梅生、平河、余從戎、伍千里等人的英雄形象，他們在“決斷時刻”毫不猶豫的犧牲，給觀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事實上，由于戰爭片的特殊性，在該題材、類型影片中塑造鮮活生動、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其實非常困難，在敘事上有著很大的技術難度。在《水門橋》中，七連的每個英雄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形象，并不是一般好萊塢戰爭片中為了配合“主角光環”的“零部件”一樣的配角，而是被還原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伍萬里最終的人物定型、精神成長也并不是簡單來自其兄長伍千里，而是源自所有七連的英雄們，由無數志愿軍戰士用鮮血凝聚的偉大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也在這種傳承和“接力”中不斷升華。
正是基于“群像”式的人物塑造，《水門橋》中戰斗間歇的“抒情時刻”顯得尤為可貴。例如影片中，七連戰士朝著祖國的方向集體敬禮，因為那是“家的方向、祖國的方向”，而這個片段則與《長津湖》中火車行過長城，七連戰士朝著祖國的壯麗山河凝望的畫面形成了呼應。恰恰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戰斗間歇的“抒情時刻”，使得影片的主題得以進一步提純，凸顯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犧牲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
毋庸置疑，拍攝戰爭片的最大難度是要盡可能還原真實的戰爭場景，使觀眾產生沉浸式的觀影體驗，而若想拍出合格乃至優秀的戰爭片，都必然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和高概念的影視技術加持。在《水門橋》中，志愿軍戰士犧牲場景的升格慢速鏡頭、子彈穿行的軌跡等動畫和特效鏡頭的使用，遠景和特寫鏡頭兩極之間的無縫銜接等，都是高概念影視技術的具體應用。視覺特效和后期制作在影片最終完成的實際過程中，也發揮了關鍵性的整體統合的作用。從《長津湖》到《水門橋》，我國電影中的特效鏡頭已經逐漸由早期的大場面“炫目”，完成了向服務于敘事節奏、結構的具有行業節點意義的轉變，這無不標志著中國當代電影美學的日臻成熟。而且，從《長津湖》到《水門橋》的“接力”，系列IP戰爭片的具有穩定連續性的特效呈現，也顯示出當前我國電影產業已經具備了可以初步比肩好萊塢的“硬核”視聽特效技術實力。
總之，在《長津湖》的基礎之上完成IP“接力”，《水門橋》敘事和影像的雙重“硬核”突破，無疑為當下主旋律電影的新一輪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打開了新的局面。初步具備了可以比肩好萊塢的現代視聽特效技術實力的我國電影產業，近年來在主題創作的一再“破圈”，既為我國的主流文化、主流價值觀傳播提供了新的藝術樣式，也為其他藝術門類做出了具有直接參考、借鑒意義的良性示范。
（作者汪榮系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戲劇影視文學系副教授，孫佳山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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